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南门(nánmén)。袁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(zhànchǎng)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(dàngqìhuícháng)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学生的抗日热情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(rǎngwàibìxiānānnèi)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(yùndòng),激起(jīqǐ)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
1932年9月,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(de)进步学生联合成立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(yíng)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(gāohūkǒuhào)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(mào)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,受尽酷刑(kùxíng)仍坚贞不屈(jiānzhēnbùqū)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(xiěxià)血书:“宁为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(néng)救国(jiùguó)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(wèi)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,赵宗复(进山中学(zhōngxué)复校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(yǐ)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(chuánbō)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(tóuqiāng)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(jìnbù)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(xíxiàn)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地下(dìxià)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(lǐhuà)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(bālùjūn)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(dòuzhēng)并未结束。面对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战场(zhànchǎng)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,学生(xuéshēng)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(tàiyuán)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(chéngfánggōngshì)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(xiū)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,8名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(jiànmín)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(wǒ)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(chēng)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(chùlì)着(zhe)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。每逢清明,学子(xuézǐ)们在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(gǎn)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(hángpāi)吕梁山中(zhōng)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数字(shùzì)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(kàngzhàn)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(duàn)历史,不仅为铭记牺牲,更(gèng)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(fènjìn)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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