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建设美丽甘肃 推进“三北”工程 构筑“绿色长城”」民勤：厚植生态底色 筑牢绿色屏障

甘肃境内古长城的千年回响(huíxiǎng)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史志林(lín) 欧阳佳询 长城的修建，始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战国时代，持续到公元17世纪的明朝末年，其修筑时间长达2000余年，几乎(jīhū)贯穿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整个(zhěnggè)历史。从历史上看，甘肃地区曾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，其重要(zhòngyào)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护卫中原(zhōngyuán)的战略目标上具有重要的防御(fángyù)价值。因此(yīncǐ)，中原王朝历来多重视在此地的防御建置。 甘肃现存长城遗存主要(zhǔyào)为战国－秦、汉、明三个时期所(suǒ)修筑，分布于全省11个市（州）38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历代长城长3600余千米(yúqiānmǐ)。 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并起，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、纷争不断，为(wèi)了防御周边诸侯国的入侵，各诸侯国纷纷开始修筑守备设施，此为早期的长城(chángchéng)形态。诸侯争霸中(zhōng)，秦国日益强盛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为抵抗秦军入侵，秦孝公元年（公元前361年），“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，有上郡。”《史记正义》中有注：“魏西界与(yǔ)秦相接，南自华州郑县，西北过渭水，滨洛水东岸，向北有上郡、鄜州之地，皆筑长城以备秦。”由此可知，魏国分别修筑了魏西长城和魏南长城两处(liǎngchù)长城。其中(qízhōng)，魏国西长城南端可能(kěnéng)起自(qǐzì)华阴市华山北麓的朝元洞(cháoyuándòng)，沿长涧(jiàn)河西岸，北抵渭河南岸，然后循洛河东岸，经过今庆阳市正宁县、宁县、合水县等县，全长约200公里。 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载：“秦昭王时(shí)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诈(zhà)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残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(lǒngxī)、北地(dì)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(yǐjù)胡。” 由此可知，秦昭襄王所筑长城位于秦的西面(xīmiàn)和北面，处于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三郡的外围地带，时陇西郡治狄道（今甘肃(gānsù)临洮），辖今西至洮河，东至陇山，即今陇南的大部分(dàbùfèn)地区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将战国时秦、赵、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，即秦长城。秦长城西起临洮（今甘肃岷县），沿洮水东岸北上至狄道，转向东南至今甘肃渭源，向东北越六盘山，经今宁夏固原、甘肃环县、陕西(shǎnxī)吴旗，至今陕西安塞境内。 1981年9月，战国(zhànguó)—秦长城(qínchángchéng)被甘肃省人民政府(rénmínzhèngfǔ)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战国—秦长城遗址明显(míngxiǎn)，走向清楚，首起于临洮县城北15公里(gōnglǐ)的(de)新添乡南坪村杀王坡，到长城坡关门前咀，过夹槽梁、老王(lǎowáng)沟口进入渭源县境，途经新添、峡口等5个乡（镇）境，自西向东穿越临洮县90余华里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对甘肃境内的战国—秦长城的调查结果表明，临洮县城西北三十里墩的望儿台是秦长城的第一个烽燧。 甘肃，不仅(bùjǐn)是这些郡县的(de)主要所在地，且是长城防御(fángyù)线的西(xī)端起点，其自然成为(chéngwéi)长城防御体系中(zhōng)的前沿阵地，直接(zhíjiē)面对着来自西、北方向的威胁，承担着预警和抵御外敌入侵的首要任务。一旦甘肃境内的长城防线被突破，整个长城防御体系都(dōu)将(jiāng)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因此，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在甘肃地区长城的修筑。然而甘肃地区气候地形条件复杂，长城修建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。古代的劳动人民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环境的恶劣，还面临着物资的匮乏(kuìfá)以及外敌的侵扰(qīnrǎo)等多重困难。秦长城的修建动用了近百万劳动力(láodònglì)，人力与物力的投入规模空前，其艰难程度，从流传至今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等民间传说中可见一斑。汉朝陈琳亦有诗一首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：“生男慎莫举，生女哺用脯，君独不见长城下，死人骸骨相撑拄。”这些都是其时民众修筑长城所承受苦难的真实写照。 西汉初期，焉支山(zhīshān)一带是匈奴浑邪王（昆邪(kūnxié)王）的(de)重要领地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“张掖郡(jùn)，故匈奴昆邪王地。”甘肃长城体系的山险地带，即河西走廊蜂腰地的焉支山与龙首山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 据(jù)《史记》记载，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“汉使骠骑将军(jiāngjūn)去病将万骑出陇西，过焉(yān)支山千余里，击匈奴，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(bāqiānyú)级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”。元鼎六年(liùnián)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朝击败西羌，筑令居塞，后设县。令居塞是汉武帝时在黄河以西修筑的第一个要塞，也是汉长城的起点。此后，汉王朝继续在河西走廊“设四郡，列四关”。今日(jīnrì)所说汉长城，主要是西汉长城，又称外长城。 随着河西四郡的(de)建立，汉长城(chángchéng)这一边塞军事(jūnshì)(jūnshì)防御工程前后分多次修筑而成。安西境内现存汉长城150公里，烽燧70座，城障3处。东起玉门蘑菇滩，沿甘新公路南侧，疏勒河北岸(běiàn)，逶迤向西，与(yǔ)敦煌(dūnhuáng)境内的西碱墩相连。西汉修筑长城具有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的特点。敦煌气候干燥，当地多戈壁荒漠，土质没有黏性，因此修筑时采用芦苇或(huò)红柳枝条和砂石混筑(hùnzhù)的方式，利用植物根茎的牵引以提高夯土墙的稳定性。敦煌当谷燧长城的夯层分层就非常明显(fēichángmíngxiǎn)，一层砂石一层芦苇的夯筑形态清晰可见。此外，敦煌境内的玉门关与阳关，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要塞，也是汉代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关隘，控扼着丝绸之路从敦煌以西分岔的两条要道。 总而言之，西汉王朝在(zài)河西地区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行政设置，不仅巩固(gǒnggù)了西汉对河西地区的控制，还为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(bǎozhàng)。关于甘肃长城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，学界一般认为，甘肃长城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。 自张骞“凿空(záokōng)”西域(xīyù)之后，“西北国始通于汉矣(yǐ)”，汉朝与西域各(gè)国正式建立了使节往来的关系。为保障中外(wài)使节及商人的安全，汉王朝设置西域都护府。汉代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一度出现了“使者相望于道”“驰命走驿，不绝于时月；商胡贩客，日款于塞下”的盛况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：“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，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(hànxuè)之马充于黄门，巨象、狮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(zhīqún)食于外囿。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。”西域的奇珍异宝输入西汉王朝的同时，中原的丝绸等物品也走向了西域。除了政府组织的朝贡贸易(màoyì)、互市贸易，民间贸易也是物资交流的重要形式。长城沿线的商贸往来使长城两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，由此带动(dàidòng)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。 西域(xīyù)门户玉门关、阳关，丝路咽喉山丹，“天下第一雄关”嘉峪关等，既是重要的(de)军事节点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，其见证了(le)历史(lìshǐ)上中原与(yǔ)西域、与西方文明在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上的交流。这些地方不仅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文化的载体。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(rónghé)，是甘肃长城(chángchéng)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，大大推进了甘肃地区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。另外，正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所载：“汉世张骞怀致远(zhìyuǎn)之略，班超奋封侯之志，终能立功西遐，羁服外域。”而中西文化(zhōngxīwénhuà)通过长城沿线丝绸之路互动的这一进程，不仅有利于西域各国对中原王朝一定程度的了解与信任，同时也为西域诸国(zhūguó)与中原王朝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文化认同与政治互信的稳固关系模式。 实际上，在两千多年中，长城作为战场并不是常态，长城内外更多时候处于和平的(de)状态(zhuàngtài)。和平时期，甘肃长城沿线(yánxiàn)的亭、障、关隘等(děng)军事设施仍发挥着军事防御的既有功能，起到对游牧民族的威慑作用，同时也承载着官方驿道或是商贸(shāngmào)通道的功能，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交汇融合的场所。 嘉峪关关城(guānchéng)（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） 至明代，统治者又高度重视起北方边防，整个(zhěnggè)明代基本上从未停止过修筑(xiūzhù)长城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(rénlìwùlì)，最终形成了西起嘉峪关、东至山海关的防线。 明代嘉峪关(jiāyùguān)是丝绸之路的(de)交通要塞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雄关(xióngguān)”，北连黑山(shān)(hēishān)悬壁长城(chángchéng)，南接天下第一墩。嘉峪关关城由内城、瓮城、外(wài)城、楼阁和附属建筑组成，重城并守，易守难攻，其自建关始六百年(liùbǎinián)来从未被攻破。关城两翼长城横穿沙漠戈壁，北衔黑山悬壁长城，南连天下第一墩，形成一道“明墙暗壁”。暗壁长城为西北向，筑于山背后的隐蔽之处，山外难以发现。暗壁长城始自关城东北角(dōngběijiǎo)的“闸门墩”，止于关北石关峡口的悬壁长城。长城在石关峡口处分两路，沿峡口南、北两侧山脊顺势而上，好似臂膀(bìbǎng)环抱峡口，因此得名“悬臂长城”。长城攀在陡峭的山脊上，有“长城倒挂，铁臂悬空”之势，十分险峻。 甘肃长城穿越了(le)高山、沙漠、戈壁等多种复杂的(de)(de)(de)地形，这种地理环境虽然增加了长城修建的难度，但在客观上也使其在防御(fángyù)外敌(wàidí)时具备了天然的屏障。明城墙止于关南讨赖河边(hébiān)的“长城第一墩”，由此，关城与两翼长城由此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军事工程(gōngchéng)，与周边烽燧及自然天险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。其修建既是明王朝为适应西北边防形势的军事需求，也是为抵御西域游牧民族侵扰的防御性手段。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陲重要的关隘(guānài)，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，始终担负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任务及海关职能。它的建成，为明王朝阻挡外族入侵、维护河西社会安定、保障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、维护和平等方面(fāngmiàn)起到了巨大的军事作用，同时也保障了关内外农牧经济的发展。 在长城的(de)建造上(shàng)，甘肃长城有着“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”的显著特点，其以黄土夯筑为主(wéizhǔ)，素有“土质长城博物馆”之称，另有红柳、芦苇(lúwěi)、石块夹沙等修筑形式。甘肃山丹保存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一段黄土版筑(bǎnzhù)长城，有“露天(lùtiān)长城博物馆”之称。山丹县(shāndānxiàn)境内拥有汉(hàn)、明长城总长(zǒngzhǎng)365公里，其中汉长城94公里、明长城271公里，山丹县汉、明长城相隔在10米—80米之间，平行延伸。北侧汉长城建于(jiànyú)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壕沟深约七米，用以防御北方匈奴的骑兵；南侧明长城是由黄土夯筑的墙、墩、列障构成，建于明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。山丹长城不仅是河西长城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重要(zhòngyào)组成部分，其“走廊蜂腰”“甘凉咽喉”的军事要塞地位不言而喻。 山丹县老军乡峡口村有一古城(gǔchéng)堡(gǔchéngbǎo)，即峡口古城。其始建于明万历二年（公元1574年），既是长城的重要城障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(yìzhàn)之一。已故著名河西长城研究专家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(wú)礽骧先生曾于此地两次考察，认为明代峡口堡有可能是在汉代张掖(zhāngyē)郡都尉障城的废址上重建而成的。峡谷(xiágǔ)的山，当地人称为帽葫芦山，山内有汉代和明代的烽燧、城障及长城，地势险要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(bīngjiābìzhēngzhīdì)。峡口之地，地势巍峨，自然景观蔚为壮观，历代文人墨客途经(tújīng)(tújīng)此地，莫不(mòbù)为之咏叹。明代嘉靖年间(niánjiān)的刑部郎中陈棐奉旨巡察河西兵防途经峡口，见此地地势险峻，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险，为此题写(tíxiě)了“锁控金川”四个大字，至今仍镌刻在峡口的石崖上。明代诗人张楷路经峡口时有诗道：“白沙官道接羌胡，硗确难行是此途。疑过井陉愁马蹶，似经云栈听猿呼。两山影逼天多瞑，五月风高草已枯。明日西行望张掖, 一川平似洛阳(luòyáng)衢。” 从(cóng)山丹汉(hàn)长城到山丹明长城，从防御北方匈奴到北方鞑靼，山丹汉、明长城及“三关” (峡口关、红寺山关、铁门(mén)关) “五门”（东乐闇门、静安闇门、山丹闇门、新河闇门、峡口闇门）凭借其“天险”要塞，不仅保障了(le)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文化商贸交流，也确保了河西走廊长城沿线地区的政治稳定(wěndìng)、经济繁荣、文化交流、社会(shèhuì)进步。 甘肃长城(chángchéng)的修建(xiūjiàn)与运用，体现了(le)中华民族(mínzú)不屈不挠、爱好和(hé)平、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。传承与发扬(fāyáng)民族精神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，不仅能够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一体感，也能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提供借鉴经验。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甘肃长城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，并传承和发扬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。 【本文系兰州大学“人工智能(réngōngzhìnéng)+”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课题(kètí)《人工智能与甘肃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》（项目编号：LZUAITGZX03）及甘肃省(gānsùshěng)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建设和管理(guǎnlǐ)运营研究》（项目编号：2024ZX026）阶段性成果。】